参加过叙利亚战争的以色列坦克指挥官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工程指挥官。他们执行力最强，而且一切以细节为导向。这是建立在20年的实战经验基础之上的—兢兢业业，敏于观察。

—谷歌首席执行官 埃里克·施密特

1973年10月6日，正值犹太人一年中最神圣的日子的开始，整个国家都处在休息期间;埃及和叙利亚的军队突然对以色列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赎罪日战争”(the Yom Kippur War)正式爆发。几个小时之内，埃及军队就突破了以色列苏伊士运河沿岸的防线，当埃及步兵已经越过以军的坦克阵地时，以色列武装部队理应快速反应以防被袭。在这一波突袭之后，数百辆敌军坦克正向着以色列隆隆驶来。

这是在那场以色列大获全胜的战争—“六日战争”(the Six Day War)之后的第六年;那是一场让人难以置信的战争，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在那场战争之前的1967年，这个刚成立19年的犹太国家，看起来就要在阿拉伯人军队的围攻下解散了。每个边境都有敌人在侵犯，但是，只用了六天的时间，以色列军队就将埃及、约旦和叙利亚的军队一一击退，扩张了自己的领土，从叙利亚那里取得了戈兰高地，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地区，同时还占领了埃及的加沙地带和西奈半岛。

所以在1973年10月的这一天，以色列并没有作好战斗的准备。面对跨越苏伊士运河浩浩荡荡而来的埃及军队，以色列的防御工事简直不堪一击。在被摧毁的前线之后，有以色列的三个坦克旅，他们位于前进的埃及军队和以色列的中心地带之间，但是只有一个旅的位置与前线临近。

这个旅由陆军上校阿姆农·雷瑟夫(Amnon Reshef)率领，仅配备了56辆坦克，负责保卫长度为200公里的前线的安全。在雷瑟夫和自己的将士一起反击埃及的进攻过程中，他发现自己的坦克接连受到攻击，可是并未看到敌方军队的坦克或者反坦克炮。究竟是什么武器在攻击他们呢?

起初，雷瑟夫认为他们是受到了RPG火箭筒的攻击，这是一种常见的手提式反坦克武器，在步兵中广泛使用。于是他命令自己的部队向后撤退一段距离，根据培训，为躲避RPG火箭筒攻击，只要撤退到其短射程之外即可。但是以色列军队的坦克依然陆续遭到攻击，以色列人开始意识到袭击他们的是另外一种武器—一种似乎是看不见的武器。

随着战争的白热化，线索出现了。几名从导弹的袭击中幸存的坦克驾驶员报告说，受到袭击时他们什么也没看见，但是他们旁边的战士说看到有一束红光射向目标坦克。后来以色列军队在地上发现了电线，这根电线指向被攻击的以色列坦克。指挥官们终于发现了埃及军队的秘密武器：赛格反坦克导弹。

赛格的设计者是Sergei Pavlovich Nepobedimyi，他名字中最后一个词在俄语里的字面意思是“不可战胜的”。赛格诞生于1960年，这种新式的武器最初是专门提供给《华沙条约》成员国的，但是其第一次在战争中投入使用却是在赎罪日战争中，埃及和叙利亚的军队使用了这种武器。据俄罗斯方面的消息称，赛格在这场战争中摧毁了近800辆以军的坦克，其中包括在战争开始的第一天，摧毁了拥有100辆坦克的以军第252坦克分队。

赛格是一种线导导弹，只要一个战士躺在地上就可射击。它的射程达3 000米(1.86英里)，是普通RPG火箭筒的10倍;另外，赛格的威力也十分强大。

每个射手都可以独立工作，甚至都不需要有人来做掩护—有一个浅沙坑让射手藏身就行。射手只需要将导弹对准坦克的方向，然后在导弹的后面用操纵杆控制红线射击即可。只要负责射击的战士能看到连接着导弹的红线，他就能准确地控制导弹击中远距离外的目标。

其实在这场战争之前，以色列的情报机关就已经知道了赛格，甚至在和埃及从1967年战争之后不久就开始的边境消耗战中还遭遇过这种武器。但是以军高级官员认为赛格仅仅是另一种反坦克武器而已，和他们在1967年战争中打败的敌方武器没什么本质区别。因此，在他们看来，敌人的新式武器确实存在，但也无须专门准备以应对赛格的威胁。

在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雷瑟夫和他的战友们必须找出究竟是什么武器在打击他们，同时还要找出应对这种武器的办法。

在彼此交换了看法之后，雷瑟夫及其将士们发现赛格也有其缺陷：它们飞行速度较慢，而且最终是否击中目标依赖于射手盯着以色列坦克的那只眼睛。于是，以色列军队找到了一个新办法：只要任何一辆坦克发现一条红线，所有坦克都开始四处移动，同时对着那个看不见的射手的方向进行射击。

坦克移动扬起的尘土模糊了敌方射手的视线，使其看不清导弹后面的红线，同时以方军队回射的火力也使得射手不得不转移自己的目光。

事实证明，这种新发明非常奏效，后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队都采纳了这种方法。这既不是在军事学院的演练中长年形成的教条，也没出现在偶发事件的手册中，而只是战士们在前线的随机应变。

通常，以色列军队的战术创新都是由下而上进行的—由个体的坦克指挥官或者他们的军官向上传递。对于这些战士来说，大概永远不可能发生他们去问自己的上级该如何解决问题，或者说他们没权利决定这么做的情况。当然，对于实时担当起发明、采纳以及传播新的战术之类的任务，他们也不会觉得奇怪。

但是这些士兵的所作所为的确很奇怪。如果他们在跨国公司工作过或在其他军队服过役，很可能就不会做这种事，至少不会自己去做这种事。曾经在以色列国防军中担任过联络员的历史学家迈克尔·奥伦(Michael Oren)说：“以色列军队里的副官，很可能是全世界所有军队里指挥决策权范围最大的军官。”

这种指挥决策权的范围，在我们前面一章讲到过的公司文化里非常明显。在以色列军队里，这种范围即使不比在公司大，至少也会相当。一般说来，当人们想到军队文化时，总是会和严格的等级、对上级绝对的服从联系在一起，每个士兵都只是大轮子里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螺丝钉。但是，以色列国防军不在这种军队之列。而且，在以色列，几乎每个人都要在军队服兵役;在两到三年的服役期间，这种文化已经深深地植入以色列公民的灵魂了。

以色列国防军的向下授权是必然之举，也是独创之举。《五角大楼与战争的艺术》(The Pentagon and the Art of War)的作者，《以色列军队》(The Isreali Army)的作者之一，军事历史学家和战略家爱德华·勒特韦克(Edward Luttwak)曾经说过：“所有军队都赞成随机应变的战术：纵观中国、法国或者英国的军队—无一例外都在谈论随机应变的战术。但是，文字本身不会告诉你任何事情，你必须从结构上进行观察。”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勒特韦克开始统计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军队人员结构，最后参与统计的一个国家是以色列，该国军队金字塔最上面一层非常窄。勒特韦克说：“以色列国防军特意让高级军官的人数非常少。这是精心设计的结构，这种结构意味着有更少的人发号施令，同时更少的高级官员也意味着底层士兵有更多的主动权。”

勒特韦克指出，以色列军队中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陆军上校，而副官或者助理人员的数量却很多。美国军队中高级军官占整个作战部队的比例为1∶5，而这个比例在以色列国防军中仅为1∶9。以色列空军的情况也是如此。虽然整体来看，以色列空军的规模要大于法国和英国的空军规模，但是它的高级军官人数却比后两者都要少。以色列空军的最高长官是一个两星级上将，一般来说这个级别要比其他西方国家的军队同等位置的军官的级别要低得多。

按照美国的情况，设置更多的高级军官或许是相当必要的;毕竟，美国军队非常庞大，甚至要到远离国土8 000多英里的地方去作战，要在几个大洲之间部署兵力，所面对的物流和指挥方面的挑战是巨大的。

但是，先不论每个军队的规模和结构对于它所需要完成的任务来说是否合适，事实上，以色列国防军高层人员较少的人员安排的确在作战中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这种安排带来的好处吉拉德·法希(Gilad Farhi)告诉了我们。吉拉德·法希是以色列国防军的一名少校，已届而立之年。他的职业生涯应该说非常典型：18岁成为突击队的一名战士，然后指挥一个步兵排，之后是连，而后是南方司令部的发言人，后来他荣升为步兵营副指挥，现在他是以色列国防军最近新成立的某个兵团一个即将成立的班的指挥官。

我们是在约旦河谷一个贫瘠的边境基地上见到吉拉德·法希的。当他迈着大步向我们走过来时，无论是那年轻的面庞还是他的衣着(皱巴巴的标准步兵制服)都不会让人想到，这是一位基地的指挥官。在他的新兵到来之前，我们采访了他。在接下来的7个月里，法希要负责650名新战士的基础训练工作，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刚刚高中毕业，另外还有120名军官、小队指挥官、军士以及行政管理人员。

法希告诉我们说：“在这里，最有意思的就是那些连队指挥官，他们绝对会让你大吃一惊。这是一群孩子，年龄大都在23岁左右，每个人手下有100个士兵、20个军官和小队长、3辆车。把这些加起来就意味着120支步枪、机关枪，和炸弹、手榴弹、地雷等诸如此类的东西，真是责任重大啊!”

法希通过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向我们诠释了这些23岁的年轻人所面临的挑战和压力。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执行的一次任务中，法希的一个连队有一名受伤的战士被恐怖分子围困在一栋房子里。此时，连队指挥官只有三样东西可供调配使用：一只攻击犬，他的战士，还有一台推土机。

如果这名连队指挥官放出攻击犬，那么它有可能会去攻击受伤的战士而不是恐怖分子;如果他让推土机去破坏房子，那也很有可能会伤到这名受伤的战士;如果他派兵闯入房子，则要面临造成更大伤亡的风险。

更复杂的是，这间房子的隔壁就是一所巴勒斯坦学校，孩子们正在里面上课。在学校的房顶上，记者们正在记录整个场面，同时恐怖分子也正在朝着以色列军队和记者的方向进行射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