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历了有史以来经济发展最快的十年，也经历了房价和物价上涨最快的十年；我们走过了有史以来民营经济发展最猛的十年，也走过了“国进民退”最受争议的十年；我们看到了金融体制迅速健全完善的十年，也看到了金融监管最受考验的十年……我们在许多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们也在这些地方留下了同样多的不足。

　　我们希望未来十年能过得更好，我们希望十年后的今天能少一点儿遗憾。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过去十年，我们做对了什么？我们为什么没能做得更好？我们对未来应该报有怎样的希望？我们能为我们的未来做些什么？

　　搜狐财经2012年两会特别策划“十年十人谈”，对话风云人物，评点十年得失。

　　本期我们特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主任卢锋教授撰稿，为我们解析中国汇改问题。

　　人民币早就具备升值条件

　　以计划经济时期人民币汇率固定与高估体制为起点，中国汇改的基本任务，是要建立一套受国际收支基本面条件和汇市供求基本关系决定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但转型两大阶段改革的取向却大相径庭：1994年之前，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如何通过持续大幅贬值，使早先被高估的汇率逼近大体均衡；而后一阶段的任务，则是如何因应可贸易部门生产率追赶的要求，容纳趋势性升值，使汇率不至于过度偏离动态均衡。

　　这两个阶段都伴随着大量的争议，直至目前，第二阶段的争议仍未完结。从2001年8月英国《金融时报》发表题为《中国廉价的货币》署名文章算起，人民币升值争论已有十余年历史。即使以这一争论2002年至2003年在国外扩大发酵并在中国引起热议为发端，距今也已有近十年时间。

　　事实上，早前争论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已经有了结论。比如早先反对升值一个重要观点认为，我国外汇储备不多，所以拒绝升值、多积累储备的策略挺好。但随着2006年底外汇储备过万亿美元，其后又相继过2万亿和3万亿美元，"储备不足论"早已销声匿迹。现在问题倒是，人民币升值会定义性地导致储备账面价值缩水，反过来又成为牵制汇改的因素之一。

　　从劳动市场角度看，世纪之交时，我们面临着企业改制带来的一次性超常下岗失业压力，而推延人民币升值，则有助于缓解这方面的压力——这或许是最初质疑人民币升值的唯一较为合理的考量。不过，随着新世纪初年新一轮宏观景气增长展开，2004年沿海地区遭遇第一轮“民工荒”冲击，继而转变为近年各地频频报道的“用工荒”现象，城市的求人倍率已经显著上升。劳动市场朝供求偏紧方向发生趋势性转变，早就为人民币升值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遏制人民币升值会带来多方困扰和损失

　　十年开放宏观经济史显示，在可贸易部门生产率快速上升，进而迫切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单边干预汇市，遏制升值趋势，会带来多方困扰和损失。以国内投资平均高回报为背景，数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仅从储蓄配置角度看，就意味着相当大的国民福利损失。为了维系非均衡的人民币汇率，将会牵制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而一旦汇率、利率等价格型宏调工具受到过多限制时，面临宏观经济失衡冲击的政府，更容易采用形形色色的产业政策和行政干预手段，使“宏调微观化”顽症有增无减。

　　十年宏观调控的实践表明，不把汇率、利率等基本价格弄清楚，政府就很难实现管好货币的政策目标。近年来，与汇率不平衡相联系的外汇占款规模扩大，成为倒逼货币过度扩张的主动力来源。我国广义货币（M2）从2003年初的19.05万亿元增长到2011年末的85.2万亿元，增加了66万亿元。同期GDP从13.6万亿元增长到47.1万亿元，增加33.5万亿元。M2与GDP的比率从1.4高位进一步攀升到1.8。通胀压力挥之不去，资产价格间歇性飙升：同期年均通胀率超过5%，房价年均增速超过两位数。

　　汇改滞后与外部失衡，也给管理外部关系带来了新困难。维护现行汇率体制，不仅成为我们与美欧等发达国家经贸关系紧张的根源之一，而且导致我们与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大国也发生不小的分歧，使我国整体利益得不偿失。据报道，在G-20有关汇率和外部失衡定义的讨论中，我国代表有时竟不得不面临"一对十九"的囧境。

　　部门利益等三大因素阻碍人民币升值

　　为什么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仍然未能真正建成市场化的汇率体制？升值问题为何如此纠结难断？回头观察可见，多种因素组合作用使得汇改与升值具有特殊挑战性。

　　首先是认知问题。升值争议初起时，由于对生产率追赶要求本币升值的规律缺少足够认识，我们未能从大国开放经济成长的规律层面去理解汇率升值的客观必然性，因此，汇率改革的整体策略缺少主动性。另如宋国青教授注意到的，外部逆差失衡在国际收支上面临着“外汇储备不能低于零”的简单约束，因而在早年争论是否应该通过贬值解决汇率高估问题时，相对容易达成正确共识；而在储备规模增长上限约束方面则没有单一阈值，而认识到汇率低估导致的失衡不可持续，则更为困难。

　　其次是利益作用。低估汇率等于给出口部门提供补贴。因此，讨论汇改时，有关部门问卷“测试”出口企业看法，得到比较消极的结果，也在情理之中。出口依存度较高的地区，官员担心人民币升值影响当地经济增长或加大就业困难。外贸管理部门以贸易增长为工作目标，担心升值会妨碍达标。这种强有力的利益联盟，对决策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再次是“价格不管用”心态的影响。多年前，周其仁教授在一次演讲中，以“价格不管用的市场经济”为题，剖析了我国转型期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我们在一般原则上早已接受市场经济体制定位，但另一方面，我们在经济活动协调管理的具体场合中，对价格机制仍带有太多保留、置疑和否定。汇率是调节开放经济内外关系的基本价格，“价格不管用”的心态，不利于让汇率回归相对价格的基本功能定位。

　　中国汇改步子还过于胆怯

　　主动改革缺少动力，汇改讨论往往在回应外国诉求的语境下发生，如何看待内外利害关系，使问题平添一层复杂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双赢”理念不断深入人心，不过面临汇率升值这类新的复杂敏感的涉外议题时，“零和游戏”思维方式仍然有相当的影响力。然而事实表明，如果在汇改中采用“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应该反对”的策略，最后必将作茧自缚。总之，在中国转型环境下，做一件事，无论涉及价格调节，或是关乎内外利益调节，都会很难。而汇改等于把两件事搁在一起做，当然是难上加难。

　　另外，汇改争论还受到误读日本经验以及阴谋论观点的影响。上世纪9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随之而来的是长期衰退。日本与国际学术界对其根源有大量研究，主流观点认为，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快速增长的银行信贷和过低的利率，是导致资产泡沫的根本原因。而国内媒体一度把日本泡沫经济根源简单归结为日元升值，进而把人民币升值解读成外国针对中国的“货币战争”。这类流行观点，一度制约了对汇率政策进行理性而务实的调整。

　　在周小川行长与合作者1993年出版的《走向开放型经济》一书中，对人民币汇改历程提出了中肯的评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对汇率调整表现了务实和客观的态度，即希望建立一个真实而合理的汇率。问题在于，政府前些年在调整汇率时的步子总是偏小的，过于胆怯的。”

　　过去20年来，尤其是周行长主政央行近十年间，我国一直在探索如何建立一个与中国开放大国利益一致的“真实而合理的汇率”。1994年汇改，我们接受了单一的、以供求关系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目标，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都提出，要致力于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这一目标的设定，无疑是科学而正确的。然而从改革推进过程看，我们似乎仍未彻底摆脱“过于胆怯的”浮动恐惧心态羁绊。时至今日，汇改攻坚仍然是建构并完善中国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重要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