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春节前，必然会有一个人群，通过各种媒体，重复出现在大众的视线里，他们就是无奈的讨薪一族。

　　辛苦劳作，却在佳节临近时眼见着自己的血汗化为泡影，在从希望到失望的跨越中，他们忍不住呐喊：说好的工资呢？

　　日前，导报记者走近讨薪一族，感受他们讨薪的辛酸与无奈。

　　脸谱之讨薪博士杨先生：

　　“读书人讨薪，真的太业余”

　　2万月薪 成了泡影

　　杨先生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一帆风顺的人生中，要经历这样的一次挫败——— 讨薪。

　　三十出头的杨先生，大学本科和硕士都在厦门大学就读，正是因为这7年的大学生活，让老家在西北的他对厦门产生了感情。硕士毕业后，杨先生选择了去美国读博士继续深造，还从事了两年博士后研究。回国后，杨先生先是到无锡一家企业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又来到了厦门的一家民营企业就职。

　　“对厦门是有感情的，无锡那家公司给的待遇比厦门的好，团队也比厦门的成熟，但还是选择来了厦门。”杨先生说，原本他已经打算在厦门安家了，妻子、小孩也都来到了厦门，但现在，他一家人即将离开厦门去温州了。

　　厦门的这家公司给杨先生开出的薪水是每个月2万元，但工作大半年的他，现在只拿到了3个月的工资，同时，他还垫付了数千元的出差费用。“刚开始没发工资，还觉得等一等应该能发，所以才继续上班的。”

　　挺大公司 说倒就倒

　　等了一个月左右，还没等到应该下发的工资，杨先生的同事就开始陆续向相关部门反映了。去年12月初，有同事开始牵头去申请劳动仲裁，杨先生也加入了他们。

　　除了申请劳动仲裁、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外，杨先生的同事们还聚集在一起去了闹市区拉条幅，希望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但到了现在，大家期待的工资还是没有着落。

　　“听说是老板欠了不少钱，公司现在已经没有可供执行的资产了。”杨先生说，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看起来“很靠谱”的公司和一个看起来“很靠谱”的老板，居然如此不靠谱。

　　“刚开始和老板聊天的时候，觉得和他在理念上挺一致的，他也鼓励我好好干，把技术转化成生产力，听起来挺受鼓舞，而且还让人感觉到他很舍得在研发上投入。”杨先生告诉导报记者，第一次到这家公司时，他还看到了公司获得的各种各样的荣誉，压根就没想到，公司会说倒就倒了。

　　博士讨薪 太“业余”了

　　同事们组织的几次“拉条幅”活动，杨先生也参加了两次。“会觉得这样去讨薪很没面子吗？”“不会，这是我应有的表达的权利。”杨先生对导报记者说。

　　虽然工资会继续讨下去，但现在，杨先生已经不敢指望这笔几乎要化为泡影的工资来做些什么了，这几个月来，家里也是靠妻子的收入在维持运转，“要不是老婆有工资，我也要爬塔吊了”。

　　杨先生说，这次被欠薪是他30多年来遭遇的最大的一次打击，“感觉是最挫败的一件事”，心里都会有阴影了。有了这次讨薪的经历之后，杨先生对农民工们讨薪的行为也更理解了。

　　“朋友听说了我讨薪的事，就说我是‘书读太多了’，所以才讨不到薪，的确，和一些农民工比起来，在讨薪这件事上，我们读书人真的太‘业余’了。”

　　脸谱之建筑工老张：

　　“每年讨工资，都得闹一场”

　　闹了一场 拿到1万

　　老张今年六十出头，老家在四川，大约在10年前，他就离开老家，来到东部沿海打工，主要都在建筑工地上干活。“上海、杭州、温州、福州、广州，好几个城市我都呆过。”老张告诉导报记者，三年前，他和一伙老乡一起，“转战”到了厦门。

　　上个星期，他和几个老乡一起，在打工的工地上闹了一场。“要回家了，包工头还不把钱发下来，还等着钱买年货呢。”老张说，几个老乡加起来，被欠了5万多元，平均1个人被欠了1万多元，这对他们来说可是很大的一笔钱。

　　“我们闹了，包工头怕事情闹大，就把钱给我们了。”老张说，拿到钱后，大家心里的石头总算是落了下来，“能不能要到钱，我们心里也没底，如果他们真的没钱了，我们再怎么闹也没用，那就是大几个月又白干了。”

　　一人挣钱 养活一家

　　在老张看来，在工地上打工，很累，伤的是身体，而年底的讨薪，更累，因为伤的是心力。“那就是一种提心吊胆的感觉。”老张低声说。

　　老张是在五十出头的时候外出打工的，在这样的年纪离家打工，是迫不得已的。“那时候母亲70多岁，长了肿瘤，没钱治病，两个儿子还在读大学，压力很大，不出来不行。”

　　现在，虽然母亲的病好了，儿子也大学毕业了，但都还没有娶到媳妇，“做爹的能不操心吗？现在就想再攒点钱，把老家的房子盖起来，给儿子当婚房，这样找儿媳妇应该容易点”。

　　因为年纪大了，老张的身子骨也一年不如一年了，还能再干几年？老张心里没谱，正因如此，他对工资一点也不含糊，“都是血汗钱啊”！

　　感觉生活 就像“演戏”

　　在外打工久了，讨薪讨得多了，老张也变得越来越有经验了。“几乎每一次讨工资，都要闹一次，都感觉生活就像在演戏了，只有‘演’得好的，才能早一点拿到工资。”

　　为什么不去走法律程序讨工资呢？“走法律程序的时间太长了，我们一来没什么文化，二来时间也耗不起，要是过年回家身上没钱，心里能好受吗？在外面一整年了，别说老婆、孩子了，连快入土的老母亲都没法好好陪陪她，再拿不到工资，有脸吗？”

　　昨天上午，揣着讨到的工资，老张和老乡们一起踏上了返乡的列车，春节后，他还要再回到厦门打工，在新的一年里，是否还要变着法子讨薪？“不知道啊，有活干就先干着吧。”老张无奈地说。

　　困境

　　农民工讨薪多数举证难

　　厦门市思明区法律援助中心主任马思远告诉导报记者，近两年来，该中心每年受理的农民工来访案件都有两三百起，其中，拖欠工资的案件不少。

　　而在讨薪的农民工中，大部分人都遭遇到了举证的困难，活干了，老板不发工资，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农民工竟然连证明自己劳动关系的合同都拿不出。

　　“据统计，大部分地区，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只有百分之二十几到百分之几”，马思远说，大部分农民工在建筑、装潢、加工生产等劳动密集性行业工作，这类工作准入门槛低，条件要求不高，竞争激烈，大部分农民工觉得找一份工作不容易，在用人单位没有与自己签订合同的情况下，也不敢提出异议。因此，在想要通过法律途径维权时，很多农民工都会遭遇诉讼证据缺乏、无法证明基本的劳动关系和劳动利益的困难。

　　因此，在劳动过程中，农民工应该有意识地保留工资单、工作证、工作服等有关物证，这样才可以在纠纷发生时，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利益。

　　应对

　　开辟法律援助“绿色通道”

　　马思远介绍，针对当前法律援助和劳动仲裁案件中因劳资引发的突发纠纷日益增多的现象，思明区司法局与思明区人劳局联合建立了突发劳资纠纷法律援助与劳动仲裁双向互动“绿色通道”。

　　“绿色通道遵循特事特办的原则，在法定程序限度内，保障处置的顺畅及流程的提速，并建立相互通报、相互协作、共同化解群体性突发劳资纠纷的快速处理机制，从而快速有效地处置突发劳资纠纷，避免或减轻不必要的损害，将保民生、保稳定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