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TV2“商务时间”栏目推出过一期“迎八一”特别节目——商界里的退伍兵，邀请了华谊兄弟的王中军、宅急送的陈平等多位曾为军人的企业家，一起探讨，为什么很多优秀企业家都有过军旅生涯?好的军人和好的CEO之间有什么关联?

实际上，如此之类的话题一直都是近来媒体关注的焦点之一，《学习解放军》成了市面上的畅销书，我一位同事写作了《学习解放军建设企业文化》，在网上也被频繁引用。之所以引起了如此高的关注，是因为军人出身的成功企业家实在是不胜枚举。国内有军校毕业的柳传志，当过五年汽车兵的王石，曾获全军技术成果一等奖、参加过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的任正非，曾任乌鲁木齐陆军学院教官的孙广信，等等，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而在美国，据称著名的西点军校自二战以来培养了上千名董事长、5000多名总裁。

这表明优秀企业家和军人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共同特质。

在CCTV2的这档节目中，侦察兵出身的王中军认为，四年的侦察兵生涯让自己受益无穷，从不迟到，重视纪律，严酷的训练培养了他出色的判断力和反应能力。陈平则找到了企业和军队的共同点——执行力。而在笔者看来，除了上述之外，企业家和军人之间至少有三点共同的特质。

柳传志曾表示，“企业成功跟我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全部;这一定的关系之中，跟我在军队里养成的性格又有一定的关系”。

确实，能够从创业初期那种艰难环境中生存下来，不得不“40多岁的中年男人给小伙子拍马屁”;能够坦然面对“不把我打入地狱决不罢手”的曾经伙伴，坚强地捱过几次三番的官方审查;能够……非拥有军人般的钢铁意志不可。这是第一点共同特质。

第二点，是军人企业家远较普通人为甚的果敢与魄力。仍以联想为例，在改革开放后短短20余年的时间里能够诞生堪与世界500强比肩的巨型企业，必定是一个风险中性或风险厌恶的企业领导人难以做到的。人们常说，风险与收益成正比。很容易理解，大凡高速成长的企业，一定离不开一个接一个风险较大的决策。从此意义上讲，联想们的经营风格总体上讲是非稳健的。联想一直引以为豪的，“把5%的希望变成100%的现实”，实质上也正反映了这种风险偏好的经营风格。诚然，军人与风险偏好者之间不能划等号，但前者的果敢与魄力事实上保证了在进行风险决策时可以“孤注一掷”，从而获得最大的收益，实现量到质的飞跃。这方面最近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一个例子便是，高速发展的企业典范——蒙牛在1999年初创时，老总牛根生将集资款1000万多元的近三分之一全部用于广告宣传而非厂房建设、设备购买。

军人企业家的成功还得益于他们强烈的民族主义与理想主义色彩。多年以来，柳传志的很多战略选择，例如“推行汉卡”、“建立香港基地”、“以主机板进军全球市场”、“开创国产微机”等，都体现了这一点。而两大主义背后其实是一种社会责任感。

任正非同样如此。他常讲，在战场上，军人的使命是捍卫国家主权的尊严;在市场上，企业家的使命则是捍卫企业的市场地位。因此，任正非一开始就给华为定下了明确目标：紧跟世界先进技术，立足于自己科研开发，目标是占领中国市场，开拓海外市场，与国外同行抗衡。任正非自信地说：“十年之后，世界通信行业三分天下，华为将占一份。”

要知道，只有把目标聚焦于奉献社会而非简单的个人获利的企业家们才能铸造一家“百年老店”，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始终保持着对真正的人才和合作伙伴的吸引力。这不由得让人联想到李嘉诚的经商哲学：一笔生意可挣10元，最多可挣11元，他宁愿选择挣9元，少挣1元而由合作伙伴享有。所以，谁都喜欢与不斤斤计较、并能为自己带来更高利润的企业合作，遑论这样的企业又是志存高远。而也正是联想、华为们的民族主义与理想主义，使之区别于当年的诸多以逐利为唯一目的的同行并成为最终的幸存者。社会责任感，乃是军人和企业家共同特质的第三点。

严格来说，只有这三点还不够。还需要加上企业家的一点点关键特质，军人才能真正成为成功的企业家。

纵览联想的成长史，联想在企业发展的不同时期所推出的具有强烈激励性的薪酬制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80年代末制定的曾引发“奖金税”风波的第一个现金奖励制度，到1992年轰动京城的“72房客”事件，再到1993年股票分红方案，1997年的岗位价值评估，还有1997年职工持股方案的设计，无一不远超同时代的其他竞争对手。实际上，不只是联想，在中国经济中表现卓越的企业都曾有过优秀的薪酬方案设计，华为的内部股权制度也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这恐怕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中国企业关键成功因素。这专属于企业家的第四点特质就是懂人性、善激励。

我们不妨归纳一下：企业领导人的坚强意志是企业得以生存的基础，懂人性、善激励是企业短期成功的保证，富于果敢和魄力的风险偏好是企业高速成长的关键，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企业基业长青的前提。上面这几点里面至少有三点是军人的特质，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军人出身的企业家能够在中国经济中获得成功。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个人特质之外，军人企业家在国内更易成功也有外部环境因素。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时间内的中国社会都并非一片适合企业生长的市场化土壤，而被泛政治化了。与对国家政治形势把握的准确性及处理与各行政机构关系的艺术相比，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实质上居于一个相对不重要的位置，而且企业规模越大，此类问题越明显。由此我们也更容易理解在改革历程中，军人出身、而非专业管理人员出身的企业家能够更占优势，特别是在企业从小到大、再到超大的发展历程中。这一情况与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美国相左。当今美国最顶尖企业的领导者中鲜见军人的身影，他们更多的来自商学院和咨询公司，或有管理学的学位、接受过较系统的管理学教育。其实，这可以理解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的不断完善，企业成功与基业常青对企业领导人的要求逐渐地接近管理者、而非军人的特质。

中国现在仍然是一片非纯粹市场土壤，但其市场化特征正逐渐地增强。所以，我们一方面希望早期创业的军人企业家们能够与时俱进，始终引领经济发展的潮流，另一方面，我们更希望有更多的专业管理人员、非军人企业家成长起来，成为企业家群体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