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男人跟你讲说中年男人，你一直点头，这是不礼貌的。”王伟忠笑容开始局促起来，细着眼睛盯着你。眼前的伟忠哥没有了平日里的插科打诨，也不是那个脾气火爆的制作人，他更像是一位正在经历中年危机的父亲，少了几分威严，让你不至于慌张。

9月的一个周末，王伟忠来上海参加一档创业为主题的演讲节目。身形高大的他，一出现就引发了人群不小的骚动。一身深灰色西装，标志性的灰白发型，肤色比电视上显得更黝黑一些。

在舞台上，他又恢复到那个说学逗唱、收放自如的伟忠哥。字正腔圆的发音、一口顺溜的普通话和一个不经意的段子，引得台下哄笑。

他太熟悉观众了。无论是创作脚本、演员走位、哪个时间抖包袱，还是主持人的一颦一蹙，一切都在他的设计之中。19岁进入台湾电视圈，摸爬滚打30余年，无论是以仿讽政客著称的《连环炮》、《全民系列》，还是红遍华人市场的《康熙来了》、《我猜我猜我猜猜》、《超级星光大道》，台湾娱乐工业打着“王氏幽默”的明显烙印。对王伟忠而言，似乎每天都重复做着一件事——娱乐观众。

“我就是一个魔鬼”

过去三十年，台湾电视经历了制播分离、全台解严、有线电视兴起和新媒体的异军突起的几个阶段，在这期间，王伟忠在市场和体制之间的来回试探中，创作出了张弛有度的喜剧和综艺娱乐。1979年，台湾电视实行制播分离，老三台——华视、中视和台视沦为管道，内容控制权全都流向了制作公司手中。一时间，制作公司如雨后春笋般蜂拥而起。

王伟忠大二就跑到电视台，最早干的是搬道具的助理工作。当时台湾盛行军工教，军教除了大官都很穷。“我妈只希望两件事，一你就当军人，有机会返回大陆；二就当老师，铁饭碗。”王伟忠考上了中国文化大学的新闻专业，他还记得开学那天，隔着纱窗对正在炒菜的母亲说了声，“妈，我读书去了。”母亲应和着，但却没出来送他。第一学期，父亲给了他大约4,000块人民币，“就这么多，读完了就是你的，读不完就算了。”父亲给的钱只够缴一学期学费，王伟忠很早就离开学校出去实习。

懵懵懂懂的进了电视台后，发现什么都不会，也没人教，只能自己摸索。“小时候常在榕树下听大人们讲政治，你不知道那个政治有多复杂…”王伟忠记忆中的那些人情世故和榕树下的政治成了他日后创作的灵感。

《连环炮》是他的成名作，这档用嬉笑怒骂来嘲讽政治人物和社会现象的综艺节目，在台湾实属首创。主持人澎恰恰、胡瓜在主持《连环炮》之前，都没有娱乐圈的经验，澎恰恰是邮差，胡瓜是康乐队一员。“我进电视圈之后，把一些庶民精神带了进来，说不好听就是‘歪瓜劣枣’。”王伟忠回忆说。

1987年，台湾解严，报纸、电视蠢蠢欲动，《连环炮》在电视上拿政客开涮，屡次遭禁，最终在1994年停播。直到2003年，王伟忠带着同一个制作班底开创了call-in节目《2100全民乱讲》，让名嘴和政客天天在电视上吵架。《全民乱讲》到后来演变成了《全民大闷锅》和《全民最大党》，掀起了台湾政治模仿的热潮。

当时的台湾综艺属于带状节目，基本上每天都要创作脚本，制作人在编剧时既要不失幽默、暗讽政治，也要掺杂社会百态。王伟忠在一次采访中回忆说，仿讽类节目的重点就是和当权者开个玩笑，以喜剧的方式让当权者反思自己。

2004年，王伟忠找来已经电视圈崭露头角的蔡康永来做一档谈话性节目。当时正在主持《真情指数》的蔡康永，玩世不恭、不按常理出牌，常常让嘉宾措手不及。“我知道他有娱乐精神。让小S搭配康永是因为冲突就是美感，把南极跟北极撞在一起，慧星就撞上地球，就会好看。”

《康熙来了》最初邀请的都是政治明星，小S不仅在节目里“调戏”过李敖，问连战内裤颜色，同吕秀莲聊注射肉毒杆菌、更是借机“亲近”时任台北市市长的马英九。尽管后来鲜少有政治人物再上康熙来了，但前几年的节目基本奠定了小S扮演女丑负责整蛊搞怪、蔡康永沉稳理智又不失犀利刻薄咄咄逼人的主持风格。王伟忠回忆说，康熙来了代表了一种精神，一种有趣自由的娱乐精神，在那里任何人都可以被调侃被戏弄，所有艺人到了康熙来了都会比较轻松。

“大陆欠康熙来了六驾协和式飞机”

今年恰逢康熙来了播出十周年，对于这档中天电视台播出历史最久的节目正在走下坡路的议论几乎没有间断过。王伟忠对此并不避讳，“做了十年毕竟有疲态，我们还是电视台的制作公司，还得靠电视台过日子。”

前不久，在康熙来了担任了五年制片的B2正式宣布离开节目。B2接手之前，康熙来了大多以明星访谈为主，为了避免节目形体僵化，制作人开始尝试以综艺艺人为主的谈话性节目。早前有媒体披露，康熙来了每集制作经费50万新台币，利用有限的资金既要保证节目创新，又要维持收视率，成了制作人最大的难题。B2曾经打造过卸妆、道歉大会等高收视率单元，但这些节目单元的可复制性高、生命力并不长久。

“人在成功的时候，容易陷入泥沼，你不愿拔出来。当产生现象后，一个就是让它优雅的老去，一个就是开始美容、拉皮、打针，让自己恢复起来。康熙来了选择第二种。”在王伟忠看来，康熙来了应该变成一个品牌，走出台湾，做成一档面向全世界华人群体的脱口秀。“但没钱，或者说主持人不愿意。”

“康熙当时在大陆播出时是没有版权的，这些视频网站大概欠我们六架协和式飞机。现在这些老板会讲大数据，那对我们有任何补偿吗？但过去了，算了，没关系。”王伟忠手一摊，无奈的说。

显露疲态本该是综艺节目发展的自然规律，但捉襟见肘的制作费、电视台之间激烈的竞争以及台湾艺人资源的迁出，让台湾综艺越做越窄。

过去两年，《中国好声音》和《我是歌手》纷纷在台湾创下高收视，大陆电视台可以高价购买欧美节目版权并吸引巨额冠名费，这让台湾电视台很难望其项背。 “大部分影视环境，在还没成熟的时候，都有保护政策。比如韩国和日本都有点半锁国；美国人不在乎，好莱坞文化的冲击太强烈。那台湾是自由市场，任何节目都可以进去。没办法，大家只有一起拼。”面对台湾娱乐影响力的式微，王伟忠无不惆怅。

“人有天命嘛，我不见得有那个体力和能力再去做改变。你要改朝换代，我们这些老将就必须要牺牲，让新将去打。”

新媒体是王伟忠最近提多最多的词。他说，台湾的电视台还在用尼尔森收视率衡量一档节目，“现在谁还等到十点钟打开电视看康熙来了？但我是制作单位，我永远没办法跟电视台的老板讲，时代不对了，不能用原来的方法教育小孩子了。台湾现在是要大破大立，可是它不靠个人，也不靠制作单位，整个产业需要改变。

“我要拍一部中年男人的电影”

1987年，王伟忠第一次跟着母亲回北京探亲，“我母亲到台湾时才十五六岁，我姥姥见我妈的第一句话就说，你真会玩，一玩玩40年啊。”

王伟忠出身在嘉义眷村。眷村是国民党当局为安置大陆随迁军官及其眷属而在台湾各地兴建的房舍，90年代被陆续改建，直到2004年全台大多数眷村被拆除。眷村人——这个逐渐消逝的身份印记，让王伟忠感到很别扭。“在大陆，有人叫我们台巴子，而到了台湾，我又成了外省人。”

这两年王伟忠频频出现在舞台剧上，无论是由他监制的《宝岛一村》、《光阴的故事》，还是他参与演出的《往事只能回味》，作为眷村第二代，王伟忠认为自己有责任把这段历史保留下来。“我们眷村小孩子，以后历史上就没有了。当初六十万大军退到台湾，如果不说他们的故事，我父母那群人全被遗忘了。这个分众不管有多少，它都是我的责任和兴趣。”

现在，年近六十的王伟忠浑身都是“戏”，他能熟练地在各地方言中转换，字正腔圆的把主播腔模仿的惟妙惟肖，谈到韩国娱乐业时还能即兴跳一段骑马舞。“韩国创作东西的逻辑，我都可以找出来。男主角一定是高富帅，女的一定是乖乖女。有逻辑之后那就是泥沼。”

他说，台湾电视最好赚钱的时机已经过去，反而台湾电影20年没动，他想拍一部中年男人的电影。“不要以为人到中年就开始不打扮了，不耍帅了，也不谈恋爱了，熟年龄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中年男人或者中年女人对情爱的感觉才骚包。”台下观众又是一阵哄笑，而王伟忠习惯性的扶一扶镜架，露出一脸自信，看来这部电影的节点又找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