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咋办？"

　　在沉默了一会后，有人提议："分散突围。"

　　分散突围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也是当时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战场的一般规律而言，兵力集中，战斗力相对较强，但在当时面对兵力和装备以及地势上都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包围情况下，如果进行一两个方向上的集中突围，只能导致更大的伤亡。多点出击，分散突围是一个下策中的上策。因此，这个提议很快就获得了大部分人的赞同。"吴政委，我们挂彩走不动了！"原来这是一批受了伤无法跟上部队行动的伤员。吴成德叫通信员找来了他们的团长，对他们进行了安置。就在这段时间里，师部已经转移。当吴成德和警卫员、通信员回来后，已经找不到师部。他们便骑着马向西追赶。

　　敌人的照明弹一颗接一颗地挂上夜空，探照灯在山坡上扫来扫去，伴随着一阵阵激烈的枪声，双方相距已非常近了。

　　当吴成德一行来到一个山口时，借着探照灯的亮光，他发现有300多名一八○师的伤员黑压压地挤在一起，他们因为行动不便而无法跟上部队的转移。战士们见到师政委，如同在黑暗中见到了一线希望的曙光。

　　"吴政委，我们能冲出去吗？"

　　"吴政委，前面有多少敌人？"

　　"吴政委，你一定要带上我们呀！"

　　伤员们纷纷喊着。

　　此时，如果吴成德一行继续追赶的话，很快就能赶上前面的师部。但是当吴成德看到战士们那期待的目光时，他不忍心抛下这些可爱的战士。他翻身下马，来到了伤员中间。他很清楚，如果与这些伤员们在一起，很可能无法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就如同船长在船只即将沉没的时候，选择与船同在一样，在这生与死的十字路口上，吴成德选择了与伤员们在一起。"同志们，我与大家在一起！"伤员们立即安静下来。

　　这期间，不时地有一队队或骑马、或步行的官兵从近旁经过，吴成德高声鼓励官兵们赶快突围。同时，他把伤员们40个人为一组，每组由一两名干部带领进行突围。大伙互相搀扶着，开始突围。

　　然而，敌人已经用各种火器封锁了所有的道路，同时加紧收缩包围圈。这使得本来就行动不便的大批伤员要突围出去变得更加困难。实际上，在当时的情况下，突围只不过是再搏一次的最后努力，因为突围前许多人心里就明白，他们突围的努力很可能无法成功。事后的统计也证明了这一点，参加突围的第一八○师的1万多官兵，最后只有不到4000人突了出去，剩下的7000余人，或者战死，或者被俘。在朝鲜战争中，先后有20000多名志愿军官兵被俘，而一八○师这次被围，一次就有近7000人被俘（吴成德是日后被俘的），占志愿军全部战俘的三分之一，这也是志愿军入朝参战以来被俘人员最多的一次作战行动。一八○师的覆亡成了中国军人心中永远的痛，六十军军长韦杰直到临终前还在哆哆嗦嗦地写永远写不完的一八○师覆亡总结。六十军军长韦杰被撤职，一八○师师长郑其贵被撤职留党察看一年，副师长段龙章撤职留党察看一年。彭德怀则将五次战役视为他一生中四次军事失误之一。

　　在当时，被围的官兵没有一个人愿意当俘虏。突围前杀死自己坐骑的吴成德与许多官兵一道，左突右冲，拼杀了整整一夜，一直打到弹尽粮绝。虽然最终没能冲出包围圈，但是他们毕竟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战斗结束后，吴成德带领剩余的战士在朝鲜37度线附近的山区打游击，他与战士们生死与共，同舟共济，坚持了14个月，一直到只剩下3个人的时候，被美军的搜山队所俘。后来知道，吴成德当时的职务是代师政委，他也是20000多名志愿军战俘中职务最高的。"战犯"监狱。在这里，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吴成德始终没有放弃返回祖国的信念，他默默地期望着归国的一天，因为在他的家乡有他的妻子和可爱的女儿。吴成德期待着战争早日结束，他知道战争结束之后，祖国会通过各种方式营救他们的。另外，吴成德还知道在国际上有一个《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该约第118条规定："战争结束战俘应该毫不迟延地释放并遣返。"因此，他一直在默默地期待着。

　　1951年7月，关于朝鲜停战的板门店谈判开始。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生效，朝鲜战争正式结束。

　　美国是日内瓦战俘公约的签字国之一，它对此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在停战协定签字前，交战双方已经进行了小批量的交换伤病战俘的工作。停战后，双方经过谈判开始大批交换战俘。作为职务最高的志愿军战俘，吴成德是最后一批被遣返回国的。

　　吴成德被遣返的那一天是1953年的9月2日，几个美军士兵拎着桶和水，来到单独关押吴成德的房间，要他洗澡。此前，随着被俘的人员一批批离去，吴成德判断他即将获得遣返，这是敌人在移交战俘前例行的"美化"，以图掩盖他们虐待战俘的真相。想到这里，已被敌人折磨得身心疲惫的吴成德气不打一处来，他一脚将盛洗澡水的水桶踢翻。美军士兵无可奈何，又拿来了水龙头，把他浑身上下浇了个透湿，然后扔进了一套新衣服要他换上。吴成德随手把这套衣服甩出室外。他靠在墙边，精心地用针线缝补脚上的那双已经破了的旧鞋子。这双鞋，是他从国内穿到朝鲜来的，他十分珍惜。在被关押期间，看到它，就好像回到了家乡，看见了亲人，这双旧鞋子，给了他活下去的信念。后来这双旧鞋被丹东的抗美援朝纪念馆所收藏。"三八"线以北，就像是回到了家。吴成德和一些身体虚弱的人立即被送往位于开城的志愿军医院作全面检查。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的李克农和中方首席政治谈判代表黄华等同志，亲切地接见了吴成德等最后一批遣返归来人员，向他们表示慰问与祝贺。

　　领导上的关怀和组织上的爱护，使这些在肉体和精神上备受折磨的男儿们禁不住泪如泉涌，百感交集。对于他们而言，虽然经受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如今只要回来了，所经历的一切也就变得无足轻重。

　　多舛的命运与宁静的晚年

　　"呜--"随着火车汽笛的长鸣，吴成德和其他一些被遣返的人员，沿着两年前出国走过的路线又返回了祖国。

　　列车驶过丹东，到达沈阳，他们被安排住进了东北军区招待所。几天后，他们被送往设在辽宁昌图的"被俘归来人员管理处"。有人告诉他们，他们将在这里休养一段时间，治疗在集中营所受的创伤，康复身心。同时也通过学习，了解两年多来祖国的巨大变化，以便跟上迅速发展的形势。

"归管处"的工作人员传达了中央对待战俘的"二十字方针"：热情关怀，耐心教育，严格审查，慎重处理，妥善安排。

　　在那个人们思想狂热激进的特殊年代里，许多人对战俘存在着偏激的认识，在他们头脑里，"战俘"这个词与"叛徒"、"特务"之类的名词没有太大的区别。

　　"归管处"工作人员宣布，学习阶段的目的是：自我交代，互相帮助。"交代"这个词使许多归来人员感到刺耳。不过归来人员很快便明白了，为什么"归管处"的人员会使用"交代"一词。在"归管处"组织的教育和学习中，归来人员渐渐明白了"归管处"观点：即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被俘本身就是右倾怕死，就是可耻的。不然的话，为什么不和敌人拼命或自尽？一个怕死被俘的人，在战俘营怎么能和敌人做坚决的斗争呢？即使有些斗争，也仅是迫不得已的反抗；由于曾经被敌人俘虏过、教育过，因此他们很可能"已经变质了"。功是功，过是过，功过不能相抵"甄别遣返"的时候，美国为了向世人宣布"自由世界"的胜利，勾结台湾当局，胁迫所有的志愿军战俘拒绝遣返，并允诺，如果他们去台湾或者去西方世界，将会获得永久的荣华富贵。如果他们回大陆，则如同下了地狱。"铁板一块"，那是不客观的，也是不现实的。如今在历尽千难万险之后回国了，他们在战场上和战俘营里所付出的一切，却不能得到人们的理解，这不能不令他们感到伤心。

　　此时的吴成德同样在精神上陷入了极大的困惑之中。作为职务最高的被俘人员，敌人为了让他投降和拉拢他去台湾，无所不用其极，然而始终没有能够使吴成德低头屈服。如今，在"归管处"看到自己的付出不仅得不到他人的理解与信任，甚至被当成了罪人，他陷入了极度的苦恼之中。

　　有人要吴成德承担一八○师失利的主要"罪责"，这一点是吴成德所不能接受的，他也是承受不起的。直性子的吴成德，想不通的事宁折不弯，因此他的"交代"一再不能获得通过。这种政治上的不公和精神上的压力，使吴成德感到心灰意冷。在那些日子，他的精神已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他的言谈和举止都有些失常了。

　　1954年6月，上级下达了对吴成德这批遣返人员的具体处理结果，被遣返的6400多人中，绝大部分人员离开了军队。像吴成德这样"交代"一再通不过的人，自然是不可能继续留在部队的。他被开除党籍和军职，安排去了有"南大荒"之称的辽宁盘锦的大洼农场进行思想改造。"文化大革命"中，有人主张对他进行批斗，但人们都知道他是个好人，没有几个人来参加批斗会。但是吴成德和与吴成德有着同样身世背景的人，却成为每次政治运动斗争的对象，与吴成德一同遣返归国的许多人，都没能等到后来平反的那一天。在他们的心中，打仗、吃苦、流血都没什么，唯独不能接受人们对他们的误解。

　　多少年来，吴成德与其他散落在各地的志愿军战俘们一样，从没停止为自己的不平遭遇而奔走呼号，仅吴成德一人就向上级有关部门写了数十封上访信。他只求组织上给他们这些人一个公正的结论。这一天终于盼到了。1980年，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的第74号文件，全面地、正确地规定了对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的重新审查、正确处理办法。

　　经过组织部门的重新鉴定与处理，吴成德享受部队军级干部待遇，具体事项由地方负责。数十年遗留的政治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吴成德终于可以拜见家乡父老了，他带着自己的家人回到了老家山西运城落了户，在运城军干所度过了他最后的时光。1996年3月，吴成德去世，享年78岁，薄一波、柴泽民等老首长向他献了花圈。"联合国军"士兵向他递上香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