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非常崇敬季羡林先生，先生离去，甚为缅怀，愿季老安息！拜读了许多有关季老的博文，在读了熊丙奇先生《季羡林之后，还会有大师吗？》一文之后，颇有感慨。

以下是熊先生博文的部分摘录——

北京大学为季羡林先生逝世发布的消息，只有短短三行字——“2009年7月11日上午9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季羡林先生在北京301医院辞世，享年98岁。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向季羡林先生的辞世表示深切的哀思和悼念。北京大学已成立治丧工作组，开展相关工作。”在这三行字里，季羡林先生的“头衔”只有一个：“北京大学资深教授”，而没有诸如“国学大师”这样的字眼。

这一次，似乎北京大学比媒体来得理智。北京大学为季羡林先生逝世发布的消息，只有短短三行字——“2009年7月11日上午9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季羡林先生在北京301医院辞世，享年98岁。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向季羡林先生的辞世表示深切的哀思和悼念。北京大学已成立治丧工作组，开展相关工作。”在这三行字里，季羡林先生的“头衔”只有一个：“北京大学资深教授”，而没有诸如“国学大师”这样的字眼。而对于媒体而言，却不一样了，多家门户网站的标题就是“国学大师季羡林在京病逝”。我之所以关注这种称谓，是因为2007年时，季羡林先生在他出版的《病榻杂记》中称，他希望摘掉头上的“三顶桂冠”。这三顶桂冠指的是民间封给他的所谓“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的称号。看来，媒体并没有把季老的请辞当回事。这是一个“大师”遍地，也是大师稀缺的时代。说“大师”遍地，是指现在有的媒体动不动就封谁为大师，而被封之人，也泰然受之，而官方也不消停，据说不少地方就推出了名为“大师工作室”的大师培育工程，旨在打造新时代的大师，还有一些技能赛事，获奖者直接被命名为“大师”。而说大师稀缺，则指真有大家风度，既有一流学识，又有平民情怀、强烈社会责任 而对于媒体而言，却不一样了，多家门户网站的标题就是“国学大师季羡林在京病逝”。我之所以关注这种称谓，是因为2007年时，季羡林先生在他出版的《病榻杂记》中称，他希望摘掉头上的“三顶桂冠”。这三顶桂冠指的是民间封给他的所谓“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的称号。.com看来，媒体并没有把季老的请辞当回事。者，在今天已经十分罕见。以至于整个社会出现强烈的“大师焦虑”，也促成了“大师”遍地的娱乐画面。季羡林先生当初的请辞大师，或出于自谦，但在我看来，这是对于虚夸的学风的提醒。如果靠授予封号、开展工程、举办赛事，就能诞生出一批批大师，那“大师”也实在太廉价了，其娱乐意义，要远胜于学术意义。当然，今天的学术，在媒体的包装下，在学者的自我炒作中，在令人目不暇接的学术丑闻中，本也已经娱乐化。一些回忆文章，谈到季先生的成长过程，比如他受胡适的影响、他生活生长的教育环境和社会环境。这实在弥足珍贵。虽然季先生辞去了“国学大师”的桂冠，但不影响大家去解读，怎样才能诞生真正的学术大师，这样的解读，对于今天中国的教育界和学术界来说，还远远不够。大师的成长需要有一种师承关系。今天我们的导师和学生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师承关系呢？一个导师带100位弟子？导师一年最多见弟子一两次？导师把学生当作打工仔？还是导师把学生当作家佣？这能培养出怎样的杰出人才来呢？大师的成长需要一种独立与自由氛围。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是成为学人的根基，一名学术研究者不能坚持自己的学术研究，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怎可能成就一流学术，又怎可能产生广

这是一个“大师”遍地，也是大师稀缺的时代。说“大师”遍地，是指现在有的媒体动不动就封谁为大师，而被封之人，也泰然受之，而官方也不消停，据说不少地方就推出了名为“大师工作室”的大师培育工程，旨在打造新时代的大师，还有一些技能赛事，获奖者直接被命名为“大师”。而说大师稀缺，则指真有大家风度，既有一流学识，又有平民情怀、强烈社会责任者，在今天已经十分罕见。以至于整个社会出现强烈的“大师焦虑”，也促成了“大师”遍地的娱乐画面。

季羡林先生当初的请辞大师，或出于自谦，但在我看来，这是对于虚夸的学风的提醒。如果靠授予封号、开展工程、举办赛事，就能诞生出一批批大师，那“大师”也实在太廉价了，其娱乐意义，要远胜于学术意义。当然，今天的学术，在媒体的包装下，在学者的自我炒作中，在令人目不暇接的学术丑闻中，本也已经娱乐化。

泛的社会影响、推动社会进步？ 大师的成长需要正常的精英观念。所谓精英，当有杰出的能力、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平民情怀，可是，我们当下的精英观，却是能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源，拥有更多的话语权，精英成为特权的代名词，学生们追求成为社会精英的过程，就是努力成为特权阶层的过程。而离开平等的思想，大师的培养已是渐行渐远。北京大学的消息中，如季先生所愿，没有加上各种炫目的称号与头衔，不知这所培养过众多大师级人物的大学，以及众多以其为楷模的其他大学，是否还有培养大师的梦想，能否解读大师的成才之路，来反思今日的教育与学术，是否为大师人才的出现，提供了天时、地利与人和？ ……

——摘自熊丙奇先生博客《季羡林之后，还会有大师吗》一文

我非常认同熊先生的观点。我想熊先生所言“大师遍地，大师稀缺”的状况同样适合于营销界。

抑或，我们换一个角度：中国有营销大师吗？我想，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营销大师。

西方300多年市场经济，培养出的营销大师也就是屈指可数的几个。中国从计划经济跨越到市场经济，也就不到30年，然而，中国的营销大师几乎多得要用火车装……尽管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可是，好像大师的产生与人口基数并没有直接的比例关系。

中国现在还没有营销大师，这是中国国情和营销的特点决定的。

中国是一个快速发展中的大国。人口众多、地源辽阔，五千年的文明与现代文化盘根错节，城乡差别、东西落差、南北不同在一起交织，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在齐头并进，自由贸易、资源垄断、权利市场、行业割据共生共存……中国的国情很“中国”。无论是什么领域的中国大师，皆离不开中国国情这片土壤，皆离不开对中国国情的深刻研究和把握。

就中国的营销来说，短短30年时间，尽管不乏优秀的营销企业，然而，当我们放眼全球，就会发现，中国优秀企业在国际化的征程上还远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功。甚至，有的企业在国际化的过程中，顾此失彼，国内市场出现了巨大的滑坡……处于中国企业金字塔中间和塔座的企业的营销水平就更不必说，所以，就总体而言，中国的营销水平尚处在小学生阶段。尽管中国营销人做出了许多门派的营销理论创新，也做出了许多成功的实践探索，然而，从本质说，这些理论都是西方营销理论的改良或变种。中国尚且没有诞生真正属于自己的营销理论。更没有所谓大师级的营销理论，大师级的中国营销理论，一定是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一定是能够指导中国企业的集大成营销理论。到目前位置，中国没有营销大师，这是必然。因为，小学里怎么会培养出大师来？

没有集大成的营销理论，就可以说中国没有营销大师吗？营销可是一门实践学科，而且“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看是否是大师，有没有大师，应该看实践才对……不错，营销确实是一门实践学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没有错。问题的关键是，实践是理论的基石，理论源于实践，高于实践，反过来指导实践。所以，没有集大成的营销实践，就不可能有集大成的营销理论，没有集大成的营销理论，同样不会有集大成之实践。两个充要条件都不具备，又如何会产生大师？

大师不是打造出来的。自我打造打造不出大师来，媒体功利性的炒作也打造不出大师来。大师是时代的符号，是社会的造就，是历史的检验。石匠和大师的本质区别就在于，石匠只能改变一块石头的形状，而大师则是从一块石头中解放出一个灵魂，赋予其生命，成为经典因而永恒。因而，石匠常有，而大师不常有。

大师不是自封的。范增先生曾说：“大师是生后名”，“自封的大师一定不是大师”。季老去了，他的组织单位北京大学是低调的，尊重了季老生前请辞“三顶桂冠”的请求与愿望。 然而，媒体却不约而同的皆冠季老以“大师”之称号，我想，这一次，媒体是正确的。因为，在季老的生后，大师之称号实至名归。真正的大师从不认为自己是大师，然而社会和公众却都认可他是大师。就如同饱满的谷穗，头总是低着的，而没有果实的狗尾草却总是昂首挺胸的。凡大师者，其心定宁静而致远，如果是读者，透过其文章或著作，可以听到他心跳的声音。

人非圣贤，大师也有过。真正的大师一定是直面自己的弱点、失败乃至错误的。因为，每一处不足都是成长的机会；因为，在失败中总结出的经验往往才是最深刻的；因为，消灭一次错误就可以更接近成功。中国的“营销大师”很多，但鲜见有谈论自己失败案例的。

当然，不可否认，作为外脑性质的一大批中国营销人，不乏非常务实和优秀者，在这将近30年的市场经济历程中，他们为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而且也日益成为一支推动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前进的重要力量。然而，作为外脑性质的中国营销人中间，有名家，无大师。

作为外脑，无论是从事战略、管理和营销咨询，还是策划、培训、广告等服务，都是给别人做嫁衣的裁缝。如果连自己的衣服都做不好，那就实在说不过去了。所以，外脑营销人需要适度的自我包装，这也是必要和正常的。然而，过犹不及，外脑营销人在自我定位和必要的包装层面上，如果轻易地自诩、自封大师，实则是一种自我贬值。

中国有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家：柳传志、张瑞敏、林左鸣（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带领中航刚刚进入世界500强）、任正非、宗庆后、牛根生（尽管老牛有过失，但瑕不掩瑜）、史玉柱、马云……其实，中国外脑性质的营销人，大多数营销养分都是来自这些中国优秀的企业和企业家。然而，我们发现，在这些优秀的中国企业家中间，从来没有谁自诩、自封过自己是什么领域的大师。在这些优秀的企业家都还没有自诩大师之前，作为外脑性质的咨询人、策划人却常常自封大师，是不是有点贻笑大方呢？

反之，以上这么多优秀企业家背后的企业与品牌，取得了今天斐然的成就，中间有多少中国咨询人、策划人的功劳？抑或，这些企业中间，有哪一家是师承了中国哪一位“营销大师”的营销理论而取得今天如此成就的吗？

我想，世界500强企业中，在还有足够数量的中国企业——尤其是民用产品品牌之前，在中华民族还没有真正实现再一次崛起之前，无论是中国的企业家还是中国的营销人、营销学者，皆任重而道远。

同时，中华之崛起，需要和呼唤中国营销大师，真正的大师，多多益善。

一家之言，抛砖引玉。继续拍砖抑或赐玉，皆笑纳之。

附：季羡林先生“三辞轶事”：



　季羡林先生“三辞”轶事

　　辞“国学大师”之称

现在在某些比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头顶上也出现“国学大师”这一光环。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

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工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

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辞“学界（术）泰斗”之称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说我做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很多。

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辞“国宝”之称

在一次会议上，北京市的一位领导突然称我为“国宝”，我极为惊愕。到了今天，我所到之处，“国宝”之声不绝于耳，我很疑惑。

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十三亿“国宝”吗？

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

——摘自季羡林《病榻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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