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irman Turner”review
文/丁 丁
特纳,1955年生于英国小城伊普斯维奇,现在是一位商人、学者,同时还是英国金融服务局的主席。他的父亲是一位小镇规划师,也许是受到父亲的影响,特纳骨子里面可能也想成为一名规划师,但绝不仅仅是某一个小镇的规划师,而是这个世界金融监管体系的规划师。
他所做的最被人铭记的工作,便是在2009年公布了他工作的成果——《特纳报告》,在那份报告里,表达了他所希望看到的金融监管系统的变革。
“主席”特纳
特纳早年就展示出自己独特的领袖欲望和才能,他能当上一些松散组织的领导人,协调大家的各项活动,同时可能他也热衷做这些组织的领导人,他名片上各种组织的名称不断变化,而不变的是总会出现“主席”的头衔。
特纳在剑桥大学修读历史和经济学,成为当时时事讨论组剑桥联盟(Cambridge Union)的主席。不仅如此,他在学校还是大学保守派协会的主席。在1981年,特纳加入了社会民主党(SDP)。
大学毕业之后,特纳兼职教过经济学。他的职业生涯开始于1979年,他进入英国石油公司(BP)。后来,他效力于大通曼哈顿银行(Chase Manhattan Bank),直到1982年加入麦肯锡(McKinsey)。1994年,特纳当上了麦肯锡部门负责人。
1985年,他与麦肯锡的同事琼娜(Orna Ní Chionna)喜结连理,并有了两个女儿。在麦肯锡时,特纳还帮助公司把业务拓展到了东欧,在莫斯科、华沙和布拉格建立了麦肯锡的分支机构。
19951999年间,特纳出任了非盈利组织英国工业联盟的主席。2000年2006年,特纳是美林银行欧洲区的副主席,工作之余,他还会给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生开讲座。2002年,他成为英国政府养老金委员会的主席。2007年,他成为政治经济研究委员会的主席,同年他还成为海外发展委员会的主席。2008年,他被任命为英国气候改变委员会主席。2008年5月29日,特纳成为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FSA)这个非政府组织的主席。直到特纳成为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主席,特纳大大小小拥有的主席头衔超过10个。
2005年9月7日,对特纳来说是一个“大日子”,他被加封为勋爵。
特纳报告
2009年3月,英国的讽刺幽默杂志《隐私之眼》(Private Eye)曾评价特纳说,“特纳勋爵对监管系统不遗余力地批评并不让人奇怪。毕竟,他从来就不打算谴责银行家们。就在不久之前,特纳勋爵还是那些银行家们中的一员呢”。特纳对此很快地做出了回应,回应影响之大超出人们的想象。
3月19号,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主席特纳公布了《特纳报告》,这份长达120页的报告给紧接着在4月2日召开的20国集团伦敦峰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金融监管改革随之成为大西洋两岸的共同话题,而其中超越其权限地提出对全球金融系统重建的建议,更是引起了各方的广泛争论。报告的出现,亦是对金融危机进行的深刻反思。
临危授命的特纳,仅凭借一个小小监管部门的职权无法改变日渐末落的英国布朗政府的经济环境,他曾多次表示,尽管他所在的金融服务监管局是一个监管机构,但是他们根本无法号令银行做任何事情。但他留下的那份报告,也可能是金融服务监管局对银行金融业未来发展的一次真正影响。
在大学里读过历史的特纳,像美国的经济专家一样,在这份报告中把本轮衰退与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相提并论。他认为,由于各国的积极应对和出台了各种刺激政策,使这次危机并不会像1929年大萧条那样有那么大的破坏力。但《特纳报告》中也承认,无论危机反应政策有多好,这次金融危机带来的损失也是非常惊人的,所以,需要在危机发生18个月之后深刻反思,到底是哪些深层因素造成了这次危机?是不是过去有关金融风险的许多知识和判断可能出现了错误?以后的金融监管中,有什么细节要更加值得监管者关注,以帮助降低未来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及烈度?
《特纳报告》一共分为4个部分——错误的源头、解决、更广泛问题讨论、执行与过渡。而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特纳报告》提出五大改革目标,希望能够促成全球金融监管体系改革。一是国际银行系统应具备更雄厚的资本,能够从流动性危机中快速恢复;二是各国金融监管体系应具备理顺经济周期的能力,防止高峰和低谷的差距过大;三是改革多边金融服务的监管、风险控制以及相关协议,使其不仅能有效地反映发起者的利益,同时也能有效地照顾其他参与者的利益;四是控制一切对金融系统不利的有形风险,把因企业的不当操作造成的意外风险控制在尽可能低的范围之内;五是警惕来自宏观层面的金融风险,采取有效措施转移风险。
美国、日本、欧洲、印度的官方或民间都对《特纳报告》的建议进行了研究并吸纳其部分观点,几个月前,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的一揽子计划中,就有《特纳报告》的影子。
一朝天子一朝臣。且不论特纳的工作到底如何,《特纳报告》有没有说出诸方最想听到的声音,但是他所在的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却可能会落得个被取消的下场。7月,保守党曾出台一份草案计划,要废除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如果保守党赢得下届大选,很可能会把监管职责交还给英格兰银行,同时成立一个金融产品消费者保护机构,以替代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对此,特纳只能耸耸肩,叹道:“金融服务监管局的未来很难说。”
最近,无所顾忌的特纳还重提前人的建议,他在接受杂志采访时提议,向金融机构征收高风险投机税,尤其是当金融机构进行高风险交易时要被课以重税。这个税种最初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Tobin)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在当时浮动汇率给了许多金融机构外汇投机的机会,托宾希望借着对外汇交易课税,以减少市场中的短期投机行为。
特纳认为,金融服务监管局不是用来保护英国金融界利益的,防范风险和抑制过度投机才是他们真正的工作。在某些场合,特纳甚至说,银行业从社会学角度讲是“无用”的。特纳也由当初伦敦金融界的一员,慢慢变为伦敦金融界“仇敌”。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数据,从去年开始,由于英国强硬的监管,约有150亿对冲基金离开英国。有位律师甚至感言道,最近40%的工作是来自于那些投资机构咨询如何离开英国。
特纳可能会在卸任后,继续当他的气候改变委员会主席,做“不受欢迎”的人。离开的对冲基金在适当的时候还会重新回到英国,一份《特纳报告》无法修复满是漏洞的金融监管体系,下次的危机可能还会如约而至,后人复哀后人,可能是金融业永远无法改变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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